长江流域保存着丰富的青铜文化遗存。长江中游的盘龙城出土大量早商青铜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和长江中游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遗址均发现大批晚商青铜器，长江中游的湖南宁乡等地出土晚商礼乐青铜器，长江下游江苏宁镇也发现一批具有本地特征的西周时期青铜器，均代表了长江流域青铜工艺水平。围绕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发生、发展、代表性遗址及其传播影响等问题，记者采访了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刘礼堂。
在吸纳承继与创新中发展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简要介绍一下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为何如此发达。
刘礼堂：青铜器形成发展过程非常复杂，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产生有着许多方面的前提和因素，包括：大量定居的居民（劳动力）；生产力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在分工中形成具备相当规模的生产协作。
商周时期，青铜器对奴隶主贵族来说至关重要，这也造就了其灿烂的青铜文化。《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是贵族世家的标志、庙堂祭祀不可或缺的宝器。宗庙祭祀需要大量的青铜器，商周时期贵族因其与某些祖先血缘关系的远近，决定其在祭祀祖先的场合中所使用的青铜礼器的数量与种类，据此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等级的高低。清代史学家阮元曰：“器者所以藏礼”（《研经室集》卷三《商周铜器说》），即言青铜器为社会秩序和制度的物化形式。在方国征伐中，又需要数量众多的青铜兵器，以占据武力优势，获得地域霸主地位。
从物质条件看，长江流域有着丰富的矿藏资源。长江流域的彭县、庐江、铜陵等地皆有大规模铜矿，可以满足青铜工业所需。位于今湖北鄂东的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是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考古工作者经过1974年-1985年、2011年-2018年两轮发掘揭露了铜绿山从商周、东周至西汉、唐代的如迷宫般层层叠叠的8000米长古代采矿井巷，从商代到汉代的铜矿开采已从露天开采发展为地下井巷开采，浅井探矿和重砂分析等地下采矿技术日趋完善；春秋时期，铜绿山已形成山上采矿、山下冶炼的生产格局，出土的战国鼓风冶铜竖炉、汉代冶炼炉、宋代炒钢炉、清代炉窑等矿业生产遗址和遗物可以管窥当时热火朝天的冶炼场景。铜绿山矿区自古以来开采量巨大，从冶炼遗址上堆积的厚厚炉渣可推测，矿区所炼铜料共可铸造3.2万套重达2.5吨的曾侯乙编钟。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古矿遗址中延续生产时间最长、开采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整、采冶技术水平最高的一处遗址，在世界冶金史和世界矿冶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华民族青铜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此外，长江流域拥有用于大规模采矿、运输、冶炼和铸造的人力资源，能够承担铸造时所需的相当规模的社会协作，还有燃料、交通和作坊等，使得青铜器铸造能拥有必需的物质保障。
从铸造技术看，长江流域青铜制作技术较为先进，工艺不断提升。长江流域出土的很多新石器时期的高质量陶器，说明当时烧制陶器技术先进，这为青铜冶炼温度和器物造型打下一定基础。同时，由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一支商人来到长江中游，带来了先进技术，长江流域的青铜铸造技术得到长足发展。构造古矿井、制作陶范、失蜡法浇铸工艺和铸造过程的生产组织与规模等都有所提升，可以造出造型硕大显赫、庄严肃穆、纹饰富丽瑰奇的青铜器物。在二里岗文化扩散而产生的影响和刺激下，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在吸纳、承继与创新中特色化地发展起来。
形成系统性发展的青铜文化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谈谈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代表性遗址有哪些？
刘礼堂：长江上游地区，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川蜀文明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夏商时代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卓越代表，在中国文明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四川广汉三星堆遗物坑出土的青铜器种类有礼器、兵器、人像、人头像、面具、青铜树等，大量青铜人物铸像、社树及金杖等祭祀用品是三星堆青铜文化中最具特色之物。
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被誉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之源”，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青铜文化遗址，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中心，亦是长江流域已知的布局最清晰、遗迹最丰富的早商城址。遗址出土鼎、甗、鬲、觚、斝、爵、盉、罍、盘、簋、卣等多达351件青铜器；数量和规制明显表现出属于三或四个不同的等级。其中的青铜圆腹大圆鼎、雕花钺形器等青铜器都是中国文物中的极品，向世人昭示着盘龙城创造的青铜文化异彩纷呈。另外，赣中地区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出土的礼器、乐器、兵器、工具等各类青铜器480余件，器物类别之多、样式之复杂在整个长江流域独树一帜。出土的大量高大且相配成套的青铜重器勘与安阳小屯部分商墓相媲美。不似盘龙城与中原商文化铜器的高度吻合，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出土铜器既有与中原商文化铜器相同的地方，但又具有鲜明的个性、且年代早晚跨度较大。
长江下游地区的江苏宁镇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有鼎、甗、簋、罍、爵、觚、卣、尊等，但这里大批集中的出土物不多，缺少勾勒其文化面貌的特色器物，多为模仿中原礼器的铜器，只是形态和纹饰增加了一些几何形图案，体现了南方地区印纹陶的传统，其时代较三星堆、盘龙城、大洋洲青铜文化的兴起时间较晚，大概为商周之际兴起的吴文化。未出现大规模青铜铸造业的迹象表明长江下游地区虽然也受到二里岗文化的影响和刺激而铸造青铜器，但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可见，早商文化在向南扩张中，不同地区受到的影响是通过不同模式完成的，其影响和刺激对不同地区的程度和造成结果不同。
除了以上代表性的发现外，四川彭县竹瓦街、安徽屯溪、江苏丹徒烟敦山、湖南洞庭湖周围的宁乡、湘潭、安化等地区比较集中地出土了青铜器。这些发现虽未有通常意义的大型居址，但也出土过很多大型铜铙、动物造型的铜尊、铜卣等许多风格特殊的青铜器，如人面纹方鼎、四羊方尊、象尊、牛尊、虎纹大铜铙、“覃父癸觯”、龙虎尊、三羊罍等形形色色动物造型名器、重器，学者对这些青铜器的性质、族属等问题意见不一，然而不论是何情况，器物文化特征显示其是商文化影响下、糅合鲜明地方特征而产生的。
长江流域不同地区发掘的青铜器间存在着许多突出共性，相对而言：器类比较单调，有长期使用一类或几类器物的传统；普遍缺乏中原常见的觚、爵等饮器；铜器上少有铭文，艺术风格多塑造写实风格的动物造型。从上游到下游出土的一些器形和纹饰都基本相同的器物如大口尊和罍来看，这些共性特征正是与中原铜器不同的、地方性特点，这表明长江流域上、中、下游间存在密切联系与共同传统，对中原文化是有选择性的接受。
激发了流域间青铜文明互鉴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谈谈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影响如何？
刘礼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的商周考古工作重大发现不断。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江流域青铜文化融入了中华礼乐文明。阮元谓：“器者，先王所以驯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习礼博文之学。……先王使用其才与力与礼与文于器之中，礼明而文达，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暴好作乱者鲜矣。”（《研经室集》卷三《商周铜器说》）说的就是礼制、才学、文献和力量都蕴含于青铜器物中，彰显昌明的礼制与发达的文化。礼制保证等级关系、维系社会秩序，令宗法为纽带的社会统治系统更加稳固，是治国安民之根本，亦为传统中国文化的模式。礼器则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和等级关系的标志。不仅周王朝所分封的同姓封国遵循礼制，周边异姓封国和边缘地区亦效仿沿袭；长江流域居住的苗蛮、百越、巴蜀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出现了发达的祭祀文化，至商周时期，在礼的模式促动下，也纳入了礼制文化的大系之中，与中原结成了统一的礼制文化共同体。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发生、发展见证了这一过程，长江流域各遗址发掘的一些青铜器物的广泛一致性反映了：流域内各区域对礼乐文化的共同认同；所包含的政治内涵、思想内涵、等级观念、等级制度与中原礼制文化相统一，反映了从商、周至秦、汉，长江流域礼乐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在政治体制、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信念沟通与趋同，是长江流域各地区融入华夏文化圈的物化表现，所以，长江流域发达的青铜文明是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物化象征，是礼乐文明昌达显盛的体现，促进了华夏民族共同文化认同。
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促进了流域内各地文化特色化发展，激发了流域间青铜文明的互鉴。商周时期，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中游的两湖地区、下游的江南地区都比较普遍地出现了特色化发展的青铜文化，诸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除了吸收中原商文化的铸造技术和相关知识外，更多地似乎主要模仿中原文化器物的物化表层，器物中所蕴含的深厚价值观念则更多地体现了各地特色；至周代，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与黄河流域青铜文化逐渐融为一体，但依然保持了花纹细密、刻意求繁等长江流域一致性的流域特征。
同时，长江流域文化与中原文化建立的相互沟通、共同发展的有机联系，与中原青铜文化进行互动性交流，对中原青铜文化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长江流域青铜器的纹饰风格和器类对北方影响十分明显，如最早出现于安徽阜南、长江上游到下游均存在且反映南方民族信仰的虎食人母题，对北方铜器纹饰产生了明显影响。直到安阳时期，中原地区才出现同样的纹饰。但中原地区只将此纹样吸收为表层因素，并不塑造虎与人的全躯，或用在鼎耳等次要部位，或移植到兵器、车器上。中原地区青铜器的一些具有写实风格的器类被一些学者认为来自南方，如安阳妇好墓中出土的一对鸮尊。再如，西周中期以来，以长江流域铜铙演化的甬钟为代表的青铜器对西周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原青铜器重要礼乐器物组合，中原青铜器不仅吸收这类器形，也经历了吸纳长江流域信仰与价值观念的变革过程，这种传播说明长江流域青铜器的纹饰、器形和器物组合扩散影响中原地区的同时，也将相关铸造技术、经验以及器物所包含的世界观、信仰观念与社会政治理念也都传播开去。周文化在吸收来自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各类因素的同时，又逐步将新的编钟、动物造型等融入周人礼仪和葬俗，成为周文化的组成部分，并随着对北方地区文化的统一而广泛传播开来。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明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