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专业的技术研究者，赵靓老师首先带领读者们回顾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接受历史。1956年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在达特茅斯学院，以闵斯基和香农为代表的科学家们在会议上讨论了一个当时看来异想天开的概念——“人工智能”，AI的“生命旅程”由此开启。但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由于计算机的算力局限，人工智能发展一直处于低谷时期。直到21世纪，伴随“云计算”等网络技术的飞速进步，人工智能建设步入新阶段。2016年，AlphaGo打败了当时的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人们震惊于它的巨大成功，这也是AI的第一次火爆出圈。接着来到2022年底，拥有超强对话能力的ChatGPT横空出世，一时之间成为社会“顶流”。沉浮六十载，曾经飘荡于科幻小说字句间的想象已然落地生根，而我们正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见证着技术文明的巨大飞跃。

人工智能模型本身也经历了一个“进化”过程。在“专家规则”的起始阶段，程序设计者会根据经验总结若干AI适用的规则，奠定其算法基础。AI可以依照已有规则决定最佳的行动，但它无法学习和超越这些内容。步入“机器学习”的阶段，“特征工程”训练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机器算法的性能特征。从AlphaGo开始，AI拥有了“深度学习”模型，能够做到触类旁通，真正向着人类智能的方向发展。“大模型”则更为高级，可直接与人类交流对话，但这在降低使用门槛的同时也使AI“黑盒子”的属性越来越强。

赵老师把AI建设比作一个“造房子”的过程。从设定规则之“榫卯制作”，到深度学习之“木材拼接”，一所名为“人工智能”的科技大厦逐渐落成。而迈向如今的大模型时代，我们已经可以个性化定制AI建造的“欧式大别野”了。

作为探索人类社会行为与心智奥秘的轴心学科，心理学也正在深度参与人工智能的革命浪潮。进行心理研究的许丽颖老师对AI时代中“人”的因素更为看重。她指出，虽然AI的身影已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人类在很多领域中也表现出了对它们的拒绝。比如说在投资决策时，仅有8%的客户愿意听从AI的建议。对于此类现象的普遍规律总结是：当决策任务具有道德性质时，“算法厌恶”尤其强烈。因此，“是”为“应该”的前提，围绕人工智能展开的设想应以当下人类对于它们的现实态度为基础。

那么AI在改变社会运作方式的同时究竟会对“人”本身产生什么影响呢？许老师选择从人机关系，人际关系与人性等几个角度来分享见解。人类在进行智能时代的设计时仍把自己置于核心地位，人作为感知万物的中心，机器人则被安排在我们之下。但随着现代AI主体性的增强，它已经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同事，甚至是领导。这将重塑社会中的人机关系，在带来新体验的同时也存在着“加剧人的物化”的隐忧。谈及人性，AI也许会颠覆我们已有的价值排序。那些让人“生存”的能力变得无关紧要了，如一般认知能力、身体能力、消极情绪等；而其他让人“活出精彩”的能力却越来越不可或缺，如道德、理性、审美等。

正如斯坦福“HAI”计划所呈现的主旨——“人工智能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增强我们的人性，而不是削弱或取代它”。同样，想要让 AI 更好地满足人类需求，该领域就必须包含更多对人类智能多样性与精妙性的深度拓展，这也是人工智能社会心理学的意义所在。

谈到“人工智能与社会心理学”团队的组建契机，三位老师间错综复杂的“师生关系”得以被解开。许老师是喻老师还在西安交通大学时带教的第一个博士，后来又因为师从彭凯平教授而成了他的师妹。对“机器拟人化”的强烈兴趣促使许老师步入人工智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吸引了正在进行“非人化”研究的喻老师的关注。赵老师则是因为交叉学科的研究在清华与喻老师结缘，后来也去到西安交通大学，成了他的第一个博士后。团队于2016年组建，转眼间悠悠八载，三人所处的学术场所与身份职称早已不复往昔，唯有那对人工智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热情未曾冷却。

在团队研究的起步阶段，专攻技术管理的赵老师其实并不能完全理解人工智能相关的心理学讨论。在那时，AI尚未体现出强大的人类智能，让其拥有判断力似乎还遥不可及，更别说对人类社会产生实际威胁了。赵老师的疑惑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大众的接受态度。面对一个新工具的产生，我们先行考虑的往往是发挥其功利价值，“为我所用”，那些潜在的道德伦理问题反而被忽略了。直到ChatGPT的问世让大众普遍感知到了AI的强大效能，我们才切身经历了“替代焦虑”。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性与前瞻性于此逐渐浮出水面。

作为最早的一批研究者，三位老师见证了人工智能心理学从学术冷门变为大热项目的全过程。这些改变所带来的“高引”学者标签也许只是一种“话题热”的附加，但研究成果的井喷式增长却现实地督促他们马不停蹄迈向学术新高度。

伴随“大模型”提高学习工作效率，降低知识门槛等功利性价值而来的，还有大众“被替代而失业”的焦虑与恐慌。赵老师回想起了自己使用大语言模型撰写英语文稿的经历，对工具的便利性产生依赖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这无形中导致了她的语言应用能力与感觉的丧失。因此老师也提醒大家，保持自我主体性很重要。

许老师则举出权威机构的调研数据来向大家力荐心理学。在人工智能时代，机器程序研究者被AI取代的概率高达48%，而心理学家被取代的可能性却只有0.4%，这恰恰说明了对于人性的研究具有恒久价值。因此为了让自己不被淘汰，我们不妨多学点社会心理学。

在喻丰老师看来，与其忧心忡忡AI会打乱我们完美的人生计划，不如坦然接受它们的存在与便利。AI会接过那部分繁琐与重复的基础性工作，但它永远无法遮盖人类创造力喷薄而出的光辉。在时代的洪流中前进，我们所能左右的只有自身，而增加个人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不仅是面临AI挑战的应对之法，也是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永葆生机活力的立身之道。

活动来到游戏环节，由主持给出第一句话，在场读者接龙续写故事。开头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最好的朋友是AI……”，随后各位读者大开脑洞，共同编织这个故事。最终一位读者接龙说：“这个时候我吓得从梦中惊醒，然后老板告诉我，让我开发一款 AI 女友的程序，我正准备敲下第一行代码。” 故事迎来闭环，收获了在场读者的掌声。

这位来自资环学院的读者解释道，结尾说梦醒了正准备敲下第一行代码，就是想表达一种观点，我们可能会存在焦虑，对AI未来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想象，但这也都只是思考，就像我们在做的梦一样，关键是需要敲下这行代码，让它从梦变为现实，才能真正看到未来会发生什么。虽然目前未知弥漫，但他相信在后续的研究探索中，我们会得到最终的答案。

读者：当我们给大模型的数据变多时，它突然产生了“涌现”现象，也就是指我们给一个简单的信息，但它突然能解决一个我们没有提及的问题，请问各位老师对“涌现”有什么看法，我们该如何解释“涌现”？

赵靓老师：为什么通过一些简单的线性运算，或者一些简单的数据堆积后就可以产生复杂的结论，据我了解现在还在深入研究，深度学习的过程还没有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解答。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大模型非常适合用在人文社科的研究中，比如哲学、禅宗类似的玄之又玄的研究，因为大模型“涌现”的能力和哲学中所说的灵感的随机爆发很像。但如果问为什么会产生“涌现”，我觉得研究还有比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读者：我有一个想法，“涌现”其实跟认知科学方面有一些相同之处，比如婴幼儿在咿咿呀呀的阶段会根据大人的交流过程学习语言，像语法这类成人都很难理解的问题他们却能学会。我认为在研究“涌现”和包括大模型的一些现象中，心理学是非常重要的。

喻丰老师：刚刚提到婴儿产生语言这个话题，心理学中有很多不同的理论，乔姆斯基认为有先天语法装置，无法证伪婴儿有这种能力，但也无法证明。关于“涌现”，我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我对它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如果量大会产生一定质变的话，就失去了人文社科研究的精巧性，思想性就不足。很难说量大就好，如果量是同质化的，就不一定好。经济学有一个假说，中国为什么能发展起来？因为中国体量大，就能发展得好。但这就失去了一个学者对世界解释的理论化、精巧性和美感。

读者：当前人工智能有没有处理悖论或一些道德难题的能力？比如自动驾驶的汽车上有五个人，遇到了一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如果自动驾驶的汽车避让行人，就会伤害到车主，反之会伤害到行人，那么自动驾驶的汽车该如何选择？

许丽颖老师：在道德心理学中，道德困境是一个很关键的情境。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是’为‘应该’的前提”，现在考虑的不是无人驾驶汽车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撞行人还是牺牲乘客，我们研究的是“是”的阶段，就是普通人认为AI会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根据目前主要的研究结论，普通人会更希望AI在道德困境中做出功利主义的选择，也就是杀一救五。这个也包括了很多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研究话题，比如歧视的问题：前面是老人和小孩、男性和女性，你希望它去撞谁？这些经典话题在AI的时代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读者：我在学习过程中有时感觉到不是技术在服务我，而是我在服务或服从技术，在这个过程里，我感到自己的主动意志被消耗得很厉害。我想请问在经历过这样的约束后该如何找回自己的独特性，进一步找到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呢？

赵靓老师：在学习阶段每个人都是从零开始，相比于娱乐而言肯定是比较枯燥的过程，但也一定是有反馈的。比如学编程，敲下去一句话点击运行，它肯定会告诉我到底是对还是错，可以跑出来是一种反馈，报错也是一种反馈。在学习过程中沉下心来是必要的，大家同样从零基础开始学习，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投入，有不同于其他人的洞见、进度、效率等。也许你自己意识不到，但随着时间的积累，可能突然某一天你的技能就“涌现”了。

许丽颖老师：你刚刚提到一个也是我们关注的话题，人的工具化。之前的几次工业革命都说好像把人变得像螺丝钉一样，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是不是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个研究说人与人之间更加物化，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也有研究发现如果你是AI的下属，你对自己地位的感知也会变低。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话就是“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我们知道问题的存在，但我们要有意识地预警这些问题，研究这些有前瞻性的话题。

最后，“阳光花洒”喻丰老师为读者们带来了题为“为什么人工智能建设一定需要社会心理学”的“脱口秀”。

前不久心理学系从哲学院转入了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大家认为这是一个技术的时代，心理学要放在技术之下。而喻老师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时代，更是一个道德心理学的时代。技术可以有无限的发展，但人对技术的规范与运用，却是一个很难去突破的问题。有人怀疑心理学研究用的量表不够科学，但人工智能在发展初期也需要人工标注语料，与人给量表打分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人怀疑人工智能的研究结果不科学，大众也并不关心技术是如何运用的，这就是一个道德心理学的话题。

对于人性，当人工智能威胁到人类时，人不如人工智能的能力就变得很不重要，而优于人工智能的能力则非常重要，如道德、审美等。可人们在自诩道德高尚的同时，反而会放松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从而做出不道德的行为，这种现象被称为“道德许可”。喻老师开玩笑地说，自己经常和学生讲，现在读书很累，就是因为没有学术道德良知。王阳明说“良知”存在于“昭明灵觉”处，喻老师的“昭明灵觉”处是晚上12点。他自我调侃地讲述了读博时的学习生活经历，常常白天消磨时间，熬到晚上12点开始愧疚，学术良知出现，认真学习4个小时后满意地睡去，第二天中午12点才起床。而步入科技发展新阶段，把握自我道德也许变得更加艰难，但这正是时代给予我们的考验。

着眼现实研究，目前对于大模型的训练是自下而上，依靠数据，而喻老师的想法则是自上而下训练规则。先将行为划分为不同情境，再告诉大模型这些行为的脚本并使其习得，这是心理学家可以做到的事情。对比自下而上的涌现，自上而下的规则会使AI更美，更理智，也更加符合人性。

真人图书馆已近尾声，喻老师再次强调了“独特性”的重要。AI也许可以创造一个不死的生命，但却失去了美感和趣味，因为它们永远整齐划一，无所区别。人的行为有意义，恰恰在于人生是有限的，并且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步入AI时代，对科技的崇拜与对未知的惶惑并存，而怀着“人工智能将助力人成为更好之人”的信念，我们依旧会看见阳光洒落。